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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企调整在华布局现隐性撤离 专家称尚未规模退潮

收藏打印打印日期发布日期:2014-10-21浏览次数浏览次数:658

广州市民李杰前不久买了一双耐克运动鞋。他发现,这双耐克鞋的生产地已不是熟悉的“中国制造”,而是“印尼制造”。耐克鞋产地之变,映射出制造业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趋势,高端制造业开始回流欧美,低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。
  2013年,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6.78%。在外经贸第一大省广东,制造业实际吸收外资下降2.05%。广东商务厅外资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,广东关闭搬迁的企业主要是低端、劳动密集型企业,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,对进出口影响不大。但要警惕此前美国、香港产业转移的教训,制造业是基础,能够吸引物流、服务业配套,转移过快会出现“产业空心化”现象。
  在华“黄金时代”告终?
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金融危机后,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,加上内外资政策并轨、经济增速下降、劳动力成本上升、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内因影响,招商引资工作难度增加,引资增速已放缓至个位数,局部地区和行业出现外资撤离的苗头。
  今年早些时候,通用汽车把国际运营总部从上海转到新加坡。淡水河谷驻上海办公室的一位前员工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,淡水河谷逐渐将业务重心外移,目前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,上海办公室名义上还是中国区总部,但基本等同于后台部门,只负责跟单,签合同和结算都在欧洲。
  上海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专家郝乐认为,部分外企保持公司法人、注册内容等不变,但是将生产、利润等关键部分转移,开始“隐性撤离”。
  江苏省南京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外资处副处长胡滨说,今年有部分外资房地产企业出现减资现象,有转股的,有转内资的,有的减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。南京市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,原是李嘉诚旗下长实投资,现已转内资。
  今年前5个月,广东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外资8.86亿元,同比减少40.4%。广东省房地产协会会长蔡穗声认为,由于利用外资占比不到1%,外资撤离对广东楼市直接影响不大。但资本是逐利的,背后的信号说明,市场信心不足,经济尚不景气,楼市高位风险凸显,需警惕楼市走低引发的连锁反应。
  中国美国商会近期公布的《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》显示,七年前中国是绝大多数会员企业的首选投资地,但目前已下降到20%。中国欧盟商会发布调查结果,2/3的大企业表示在华经营越来越困难,一半受访企业认为在华“黄金时代”已结束。
 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提醒说,日本贸易振兴会一项调查显示,去年日企对华投资同比减少17.7%,而对东盟投资是对华投资的2.6倍。美欧日是中国引用外资来源最大的三个地区,这些调查都表明,外资在华观望甚至失望情绪加大,这是近十多年来罕见的,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和疏导。
  中国仍是投资战略重地
  目前,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外资“大规模撤离”现象。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诚指出,中国经济基本面较好,综合配套能力较强,短时期内外资不会规模“退潮”。
  在众多外企负责人眼里,中国仍是投资战略重地。卡特彼勒(天津)总经理王光胜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说,“天津大型发动机及发电机组”项目总投资3亿美元,2011年奠基,现在资金全部到位。中国页岩气开采处于起步阶段,大型发动机未来市场需求很大。
  博世(中国)投资总裁陈玉东认为,博世不是把中国当做低成本的制造基地,而是作为全球市场的布局。作为大型技术与服务供应商,博世去年在华销售额412亿元,增长18%。
  广东商务厅外资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,目前广东外商投资比较稳定,没有大规模撤离的迹象。2013年,广东合同外资金额363.13亿美元,同比增长3.77%,实际吸收外资249.52亿美元,增长5.96%,分别占全国的15.72%、21.22%。2014年1至7月,全省实际吸收外资金额160.2亿美元,同比增长8.25%,新批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265个,同比增长13.17%。
  在外资聚集的福建,也未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的现象。福建省商务厅数据显示,1至8月,福建新批外商投资项目690项,同比增长26.6%;实际到资50.6亿美元,同比增5.9%。其他多个省区市外资主管部门反映,引用外资均为正增长。
  从全国来看,引进外资仍保持增长态势。商务部数据显示,上半年,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10973家,增长3.2%;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3.3亿美元,增长2.2%。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态势,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(港、台、新、韩、日、美、德、英、法、荷)合计投入595.3亿美元,占全国的94%,增长3.9%。
  跨国公司调整在华布局
  有人走,就有人来。实际上,在利益共存大趋势加深的情况下,很多外资企业不再将中国仅视为重要生产加工基地,而是着重扩大中国内需市场,在中国的收入占其全球份额越来越高。
  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近期走访国内多家外资企业发现,以“全球公司”为代表的外资,正从三个方面加强在华布局。
  一是加大核心技术与先进产品引进中国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(北京)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,原先国外只允许“N-1代”即较最先进产品落后一代的生产技术拿到中国投资建厂,但这两年韩国三星在西安投资建厂拿来了最先进的技术,这成为一大突破。
  宝马集团董事艾希纳表示,宝马先进的三缸和四缸汽油发动机将于2016年在中国投产,这在宝马进军中国市场前期难以想象。
  赛诺菲(北京)制药有限公司工厂总监何国玲也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说,作为一家全球大型制药企业,赛诺菲前两年在中国生产只是进口“药芯”在华组装,但这两年已经建设了“造芯”生产线,将其最先进的技术拿到了中国,该技术原来只在欧洲布局。
  二是推进研发本土化。美国3D打印公司Stratasys大中华区总经理汪祥艮对记者说,3D打印技术是全球目前发展迅猛的先进技术,公司在中国这两年扩大了技术研发力量,研发技术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。
  宝马集团表示,随着对中国投入的不断加码,位于中国的研发工作已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,宝马集团在北京和上海布局研发基地,新近在沈阳也建起了研发机构,其中中方研发人员有500多人,占据多数。
  三是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产品。从制造业到服务业,近年来“全球公司”都努力为中国市场深化服务。德国车企大众、宝马、奔驰等汽车巨头,均为中国消费者制造长轴距轿车,一些车型几乎只在中国生产。微软公司副总裁陈实对记者说,微软在全球范围内少有地延长了对windowsXP系统的无偿支持服务,包括补丁服务。
  且战且退 一家耐克代工企业的纠结
  三丰鞋业是一家台资耐克代工企业,在大陆投资已有二十多年。受劳动力成本上升、税收政策调整等影响,近十余年公司产能在东部沿海战略转移,并逐步向东南亚国家倾斜。考虑到市场布局、产业成熟度、企业形象等因素,三丰鞋业表示不敢彻底离开中国大陆,但坚守于此,内心也充满了纠结。
  战略转移
  三丰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楼苹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,公司1988年就到大陆投资,一直专注于制造业,主要为耐克代工制造运动鞋。
  “目前企业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成本高,人工成本从2002年开始增长,到2009年大幅调整,从那以后每年以12%左右的速度上涨。”楼苹说。
  用工紧张俨然已成为三丰鞋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。即使薪资上涨,也招不满、留不住工人。以前新工人招进来,培训一两个月就可稳定上岗。现在新工人半年内的流失率达到60%,能够留存一年以上的还不到30%。
  伴随着东部沿海劳动力成本上涨,公司产能在沿海一线逐步转移。从昆山到福州,再到莆田,目前三丰鞋业在中国区先后建起了三家工厂。
  楼苹说,由于长三角的薪资太高,现在昆山厂只做一种高附加值的气垫配件,基本靠机械自动化完成,人工依赖小。福州厂这两年规模也在缩减,只有莆田厂目前发展不错,1.3万名员工队伍还比较稳定,也是因为那边用工成本还没涨起来。
  受劳动力、原材料成本因素影响,2000年三丰鞋业的新增投资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倾斜,近年来在大陆扩张的速度已比不上越南,企业利润也不如越南。
  “坚守”代价
  楼苹认为,就加工制造业而言,未来中国大陆将不再是外商投资的重点,但现有加工制造业还不可能完全退出大陆市场,包括像耐克这样的采购商,每年还会保证一定量的中国订单。这与外商的全球布局有关,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,他们必须要保证在中国的一定订单量。与越南、泰国等突然爆发政治事件的地区相比,中国政局稳定、投资环境成熟,政府效率、廉洁程度更好。对于国际采购商,这些因素非常具有说服力。
 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,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,如果外商完全退出,将对其自身造成很大负面影响,甚至损害到商业信誉。“试想一个大品牌如果完全撤出中国,外界肯定会猜测企业出了什么问题。”楼苹说。
  此外,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,但大陆还有其他优势,比如产业链完整、劳动力素质和熟练程度更好,关联行业发展机会多。一些台商在大陆已实现多元化经营,除了制鞋业还涉足其他产业,不可能再把整个产业重心转移到东南亚。
  以三丰鞋业为例,目前依然坚持在中国大陆的存量规模,产能基本保持稳定,但“坚守”也让企业付出了代价。楼苹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,受各种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,近几年公司盈利能力几乎没有增长,利润率仅能维持在较低水平。
  楼苹强调,须谨防制造业的“空心化”,大陆还没有发展到不需要二产的程度,没有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,服务业也就失去了依托。虽然沿海用工矛盾突出,但中西部还有上亿农民工需要解决就业,加工制造业仍是提供就业岗位的最大出口。
  楼苹认为,产业本身没有高低之分,传统产业之中也可以有高新技术、高端设备和科学化管理手段。“对于加工贸易和传统制造业,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,监督企业合法合规、履行社会责任”。
  期盼公平
  “我们进入大陆二十多年,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,已经不存在内外资的差别了。”楼苹建议,客观看待大陆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,正视代工企业存在的必要性,给予企业应有的公平待遇。
  一是尽快完善和改进社保等关键制度,缓解企业用工成本压力。
  楼苹说,现在企业给农民工缴纳的社保,占到用工成本的40%,但这部分社保福利农民工并未完全享受到。她建议企业在当地给员工交的社保,能尽快与他们在家乡的新农合、新农保账户对接,在此基础上适当降低企业缴纳比例,既减轻企业负担,也让每一笔费用都落在员工的社保账户里。
  二是在产业政策上,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,不搞差别待遇。
  “与政策优惠相比,我们更加在意政策的稳定性。”楼苹认为,大陆的整体投资环境、硬件设施很好,软环境包括政府效率、公务员素质、执行力都不错,但宏观大环境不利于代工企业发展,这里面有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,还有地方政府的主观原因。“近年来可以明显感觉到,地方政府相对更愿意扶持本土企业,发展本土品牌”。
  三是制定加工贸易企业梯度转移的专业规划,为企业腾挪、转移预留时间与空间。
  楼苹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,曾经有个竞争对手把工厂搬到中部某省,以较低的价格抢订单。没想到第二年当地就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;用工成本上涨,加上内地运输成本、工人不熟练等因素,经营情况立刻就不行了,最后只能关厂。每个工人要赔上一年的工资,企业钱没赚到还亏掉一个亿。
楼苹说,现在无论东中西部,都对高新技术、高端服务业趋之若鹜,有些地区实际上是与当地产业基础和劳动力素质脱节的。希望政府充分理解现阶段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存在必要性,牵头制定一个专业性的产业转移规划,在扶持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,也为企业梯度转移指引方向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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